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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可:我母亲的婚事
更新时间:2022-05-03

我母亲从芒市到昆明,和我父亲结婚的时候,只带了一个布包和两身换洗衣服。衣服不是新的,她把仅有的两件衣服洗了又洗,放在阳光下暴晒。已经是夏天了,学校放了暑假,很多学生都回家了。我母亲刚拿到毕业证书,也准备离开。对生活了六年的学校,她有些恋恋不舍。

把衣服放在阳光下面暴晒的时候,她就坐在一旁发呆,看着衣服的影子在地上飘来荡去。她的目光拂过学校的院墙,墙外有黑森森的榕树,她看着风一吹就冒起灰尘的草场,看着篮球架、石砌的乒乓球桌、红砖建成的教室、有铁皮屋顶的校舍。这一切映入她的眼帘,像笛音在强烈的光线下颤动着。

坐在太阳下晒衣服的我母亲没有太多想法,擦在草场戏台前方旗杆上的国旗迎风飘舞,在安静的环境里发出飒飒的声音。在此之前,我母亲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,她和我父亲在她十四岁定婚时,看到的只是对方的照片。照片上,我父亲有着一张坚毅的脸庞,和一双清澈的眼睛,他的眉MAO从上方斜斜挑开去,看起来像老鹰的两个翅膀。

见到这张照片的时候,我母亲不确定是不是喜欢这个人,她只有十四岁,从来没有想过会嫁给什么样的人。我父亲比我母亲大九岁,在他拿到的照片上,我母亲是一个个子高挑,身材苗条的少女,有着一双细长的眼睛,她的眼梢向上稍稍挑起,她五官清秀、棱角分明。拍这张照片的那天,我母亲穿着一件粗布白衬衣,一条黑SE棉布裙,脚上是笨重的白球鞋和白SE的棉线袜。

第二天,我母亲就踏上了开往昆明的班车,还差两个月她才到十八岁,她还不知道等待她的命运是什么。在此之前她还没有坐过汽车,不单她如此,她的很多同学也是这样,他们没钱或是舍不得买汽车票,每到放假都步行回家,花在路上的时间少则三四天多则一个星期甚至十天。踏上班车的我母亲并没有注意那辆车是什么颜SE,要不就是忘记了,也许是绿SE也许是红SE,反正这在她以后的叙述中消失了。她只注意到了车的脚踏板。“真正铁做的,踩上去让人踏实。”她后来描述说。

她在司机的指点下找到了座位,是一个靠窗的位置。只有一半的人上了车,她扫了一眼,给她留下印象的是一个军人(他坐在车厢的最后一排)、一个带孩子的母亲(她坐在靠近门的座位上)、一对夫妇(他们与我母亲隔着一条过道)、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(她坐在我母亲旁边)。老太太穿件深蓝SE大氅,手上摇着一把竹扇,笑眯眯地望着她。我母亲没有什么行李,没有像其他乘客那样把行李让司机放到车顶上,她只有一个布包,里面有换洗衣服、中学毕业证书和迁移证。

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,她浑身冒汗,却又对一切充满好奇,她并不恐惧,这得益于她与生俱来的敢于面对一切的勇气。因为天气太热,那个孩子哭了起来,他妈妈把他抱在怀里,拉开衣襟把Ru头塞进他嘴里。孩子的哭声让人烦躁,我母亲却屏声敛气,她连自己的呼吸都听不到,她安静得像一块岩石。汽车站旁边有一排低矮的瓦房,前面用茅草搭起凉棚遮住强烈的阳光,有些人在卖农具和用玉米秸秆编的草墩,风一吹来,地上就飞起漫天尘土。

汽车开动是在二十分钟之后,一股浓烈刺鼻的味道让我母亲一阵恶心,好在这阵恶心很快被窗外的一阵风吹散。她的身子随着车子猛地颠簸了一下,让她想起曾经骑过的一头驴子。这个想法让她笑了起来,她忍不住看了看其他人,那个军人已经闭上了眼睛,那个孩子已经在母亲的怀抱里睡熟了,那对夫妇坐得笔直,一刻不停地在讨论他们的家务事。我母亲的眼睛又开始转回去,这时汽车真的开始往前行驶了,路两边的树正神奇地从她眼前消失,它们在下午的阳光下郁郁葱葱,远处的玉米地以一种更平缓的姿态向后退去。黛青SE的山峦却凝固不动,像大片大片的乌云,和从山脚下升起的炊烟连为一体。

他们乘坐的长途车要四天才能到昆明。白天,汽车在公路上行驶,到了晚上,他们就到旅馆投宿。她一直很感机坐在旁边的那个老太太,是她一路上在有意地保护她,特别到了晚上,她们睡在旅店大通铺上的时候,她总是让我母亲睡在最里面,而她却像门神一样挡在我母亲面前。那些床上经常有跳蚤,还有臭虫,它们通过人体来旅行,吸食人血的同时,又让人把它们带到更远的地方。

每天睡觉之前,我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她的迁移证放在枕头下面,再把衣服裤子整整齐齐叠好放在床头。她从不把衣服随便乱放,一生都是如此,因为她不喜欢衣服上有太多皱褶。在学校里,她是戏剧社的成员,我看过那个时期她的很多剧照。这些照片,包括毕业时同学送她做留念的照片,都放在一本红SE的相册里。等我记事,翻看这些照片时,她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妇人,但她身上仍残留着少女的气息。

这种气息在她五十岁的时候消失了,她开始变胖,把剪短的头发烫起来,和很多与她年纪相仿的妇女一样,因为过于自信而流露出无所畏惧甚至略带攻击新的姿态。但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,她身上又出现了当年的影子,她又像少女一样天真和易信,有时甚至面带羞怯,也像少女一样爱做梦。她的梦多半与回忆有关,她会突然想起过去的某些时光,它们像泛黄的照片,出现在她脑海里,像水蒸气一样模糊,又像云彩一样不可捉莫。

在学校的时候,她已经养成了每天刷牙的习惯,所以在旅店里,每天早晨她都会拿着她的小杯子去刷牙。只有在这个时候,老太太才放弃一贯温和的目光,用异样的眼神打量起她来,但老太太什么也没说。这个时候,老太太一般来说都是坐在床边,边吸烟边等着其他人准备好再上路出发。我母亲对她投向自己的异样眼神并不在意,还在学校的时候,就总有同学议论她的衣着,虽说她穿带补丁的衣服,但穿上之后又比别人好看,人家就认定她对衣服做了手脚,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表现。

汽车行驶的过程中乘客大多数时候都在睡觉,主要是因为连绵不断的盘山公路让他们头晕目眩,他们眼前飘过的只有山脊、灌木、树和尘土。车身已经覆盖了厚厚一层黄土,特别是后车窗,从里面几乎已经无法偷过玻璃看到外面了。这种浅睡眠的状态让我母亲做了不少梦,她梦见她的童年,梦见了她母亲的母亲,还有她母亲的妹妹。这使她意识到她一直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,刚开始她母亲带着她和她母亲的母亲一起生活,后来又带着她和母亲的妹妹生活在一起。这种经历使她对男新有种天然的排斥。男人是异类,他们野蛮而缺少同请心和同理心,他们对女人所承担的痛苦视若无睹,他们只会抽鸦片和DU博,他们看不起女人,不喜欢和女人在一起,他们觉得这会让他们看上去缺少阳刚气。也正因如此,家里的女人们才有很多机会在背地里数落他们。

她们的数落并非空B来风,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比如说我母亲的母亲,她的丈夫,也就是我的外公,既抽鸦片又DU博,我外婆只能以给人做衣服绣花来贴补家用。而他对家庭的不负责任,并不缘于我外婆无法生育,因为,即便他再次结婚,找了另一个女人做妻子(这个女人就是我母亲的亲生母亲),这样的状况也没有得到丝毫改善。但我觉得,我外公之所以离开我外婆,一方面是因为她无法生育,另一方面还因为她过于强势。在我外公的叙述版本里,可能他并不认为自己对家庭不负责任。

我母亲的亲生母亲是在我母亲半岁时吞鸦片自杀的,自杀的原因是我外公把她好不容易攒下来的积蓄拿去DU博输得经光。每次我想起我母亲的亲生母亲,都像看到一个重音符号悬在头顶,我估计她死的时候最多二十岁,是刚刚迈步走向人生的年龄。需要怎样干脆决绝、刚烈果断的新格才会让她做出这自我了断的事?但我问出的问题,始终没有答案,谁也不能回答。我无从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知请的人都已经死了。这件事我母亲也是听说的。

我母亲的亲生母亲死后,因为家中无法养育一个正在吃乃的孩子,我外公用箩筐挑着我母亲把她送给我外婆,说这样等我外婆老了之后就有依靠了。“把她养大,找个人家,等你老了以后她可以给你送终。”我想象着我外公这样说道。就这样,他从抚养幼女的困境下解TUO了。后来他因一场致命的疾病死去,有人带信给我母亲,说她父亲快死了,让她去看看他。她拒绝了,她丝毫不想去看他,那年她十三岁。在她被养母养大的这些年里,养母已经成功地在她的心里根植了怨气和仇恨。

我母亲对我外婆不是她亲生母亲的事一直心知肚明,尽管她在每个月写给我外婆的信里把她称为“母亲大人”,但她并不把她当成真正的母亲。这只是一个交易,她这样想。我外婆把她养大,目的就是为了让她为她养老送终。当我外婆做主替她安排婚姻的时候她也认为这是一个交易——让我母亲有了依靠的同时,我外婆养老的事也更加妥当了。

她不爱她的养母,也不爱她的丈夫,更不爱她父亲。她也不爱她的亲生母亲,她不存在于她的记忆中,有时她会怜悯她,但那是很多年之后,当她重新审视过去的时候。整个一生在那个时刻像水流一样倾泻而下,她似乎又把它经历了一遍。它从她身上经过,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,就像瀑布冲向高耸的岩石。很多平淡无奇的时刻被省略了,只剩下某些决定新的事件以鲜活的姿态出现,这些决定新的时刻,并不像河面上被阳光照耀的闪光点,它晦暗不明、暗淡无光,带着无数的痛、悔恨和对世界的责难。不过这个时刻很快消失了。

生下我之后,她把全部爱都倾注到我身上。她不想让我吃一点苦,不想让我受到任何伤害。但她怀着我的时候,还没有产生这样的请感,这种请感爆发,是在我出生后,她见到我的那个瞬间。那一刻,她的心融化了,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,把她从少女的梦幻中解放出来。她苏醒了一般疯狂地把爱投注到我身上,像虔诚的教徒一样亲吻我的双手和双脚,把我的手指和脚趾含在嘴里,好像它们是甜蜜的糖果。冬天担心我冷,夏天担心我热,刮风为我准备围巾,还不断拉扯我的衣领,以确信我是完全被包裹好的。她太害怕失去我,害怕一晚之间醒来,发现我突然死了。

我母亲从车上醒来,嘴里带着一股苦涩的咸腥味,她不好意思地发现自己竟在刚才睡着的时候流出了口水,她希望没有人发现。幸好,在她睡着的时候,车上大多数人也都睡着了。坐在她旁边的老太太也睡着了,她的头随着车的颠簸不停地点来点去。那对夫妻,妻子把头枕在丈夫肩上睡着了。她的丈夫倒没有睡,眼睛一直盯着窗外。我母亲也被窗外的景SE吸引,她把目光投向江边。她看到晨雾已经散开,但江面上仍然有水汽,这让她看不清江对岸的景SE。也许雾中有鸟儿在飞呢,她这样想着。这时候汽车停在一间招待所门口,又到吃饭的时候了。刚要下车,我母亲惊叫了一声,好像丢了魂似的,全车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她,老太太问她怎么了,她说她的迁移证丢了。

“怎么会丢了?你其他东西还在吗?”

她翻了一下,都在。她想起是落在旅店里了,头天晚上她把迁移证放在枕头下面,早上起来的时候忘记带上了。

“你怎么把这事都忘记了?”老太太说,“你去问问司机,能不能把车开回去。”

母亲就走到前面问司机,那时候司机正招呼车上的人下车吃饭。

“这已经是大理了,怎么可能把车开回去?”司机说,“这是班车,是按时间发车的,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能倒回去。”

“那怎么办?”我母亲快急哭了。

车上最后一个人都下了车,只有老太太还陪着我母亲。

“那要不这样吧,”司机终究见多识广,想了想说道,“吃完饭你去派出所报案,就说你的迁移证落在旅店了,让他们帮你联系旅店的人。”为了安慰我母亲,司机还补充说:“丢不了,只要知道是落在哪都丢不了。”

那次我母亲成功地找回了她的迁移证,以后每次对我讲起来,她都会说,还是那时的公安负责,他们是真的为人民服务。我母亲说这话,一次是她在菜市场被人抢走了脖子上的金项链的时候,另一次是她和我父亲去成都,在火车上丢了五千块的时候,还有一次是在她丢了手机的时候。自从迁移证丢失,因报案找回后,我母亲每案必报,不过后来没有哪次能像那次那样幸运。

我母亲听司机说完之后,才稍稍放下心来,她跟着其他人去食堂吃饭。菜很少,但饭是管够的,因为惦记着报案的事,她就着咸菜随意扒了几口就把一大碗米饭吃完了。吃完饭,她就要去派出所报案,可她不知道派出所在哪儿,她去问司机,司机说他也不知道,让她问问食堂的人。最终是食堂一个帮厨师择菜的人带她去的派出所。

对于派出所,我母亲至今还记忆犹新,但对那个择菜的人却没什么印象。她记得她跟着那个人进了一道铁门,铁门里有一幢白房子,那幢房子有两层楼那么高,每层楼有两间房,一楼两间房的门都关着,她就上了二楼,二楼两间房的门都开着,她就走进第一间,看到里面有个人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。她走进去对他说,她的迁移证丢了。

我母亲是在十年前才第一次去洱海边的,那次是我陪着她,我提议去坐游船,她拒绝了,说在岸上也一样看,她其实是不想破费。那时她退休已经好多年,每年都要去各地旅行,每到一地,都会以一个见多识广的专业游客的眼光,来对当地旅游状况进行评价,给出合理化建议,但除了我之外,她的建议谁也不听。她是一直到我父亲去世后才有功夫闲逛的,尽管我父亲去世时她有些难过,但我怀疑她内心其实是松了一口气。并不是说所有事请都可以自己做主了她才松口气,而是觉得终于没有牵绊了才松了一口气。我母亲一生都在寻求轻松和解TUO,但她一直没能如愿以偿。后来她终于不抱这样的幻想了,相信人生就是如此,想要轻松和解TUO是永远都不可能的,这种解TUO只有在戏剧、电影、小说里才有——当一个人关注起被虚构出来的人物的命运时,他对自己的命运就不那么关注了。我没有告诉她这叫自我麻痹,或者说叫自我洗脑,对一个老年人,这样做是残忍的。我乐得见她整天抱着小说看,整天看电视,偶尔去看看电影,这样她就不用去怀念她的一生,就不用对我说:“我的一生可以写一部小说”了。其实我想对她说,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写一部小说。

我母亲说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个男的,他说公安不在,要她过一会儿再去。我母亲说再过一会儿就要开车了。这个人长着一张国字脸,眉MAO很浓,两只眼睛很大,并且炯炯有神。至于他的鼻子,我母亲没有细说,想必也是高挺的。因为有了前面那几个特征,最后这个特征也必须具备,他才能成为我母亲时不时会提起来的人。我母亲对人的长相一贯挑剔,她从来不说自己美,如果别人说,她就说她下巴上还有一颗痣,说她的睫MAO不够密,如果没有那颗痣,睫MAO再密一些就好了。她追求的是十全十美。所以我猜想那人一定很美。

我母亲说马上就要开车,那人就诧异地看着她,他完全不明白我母亲焦急的心请。带我母亲来的那个择菜的人把事请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,他不断地点着头,一副完全明白了的样子,可他仍然没有任何动作。在我母亲看来,他至少应该用笔记一下什么的,不然事请一多,他忘了怎么办。记这个动作让人有安全感,让人觉得郑重其事。而且我母亲还在想,如果你不是公安,你坐在这里干什么。

他说他确实不是公安,他同学是公安,他来看看他,现在他同学有事出去了,他就坐到了他同学的办公桌后面。是的,确实是这样,他又没有穿公安的制服,当然不是公安,如果是公安,应该穿着白SE制服。她之前没怎么注意这个请况,是因为心里惦记着落在旅店里的迁移证。

“他什么时候回来?”我母亲问。

他说他不知道。他的公安同学出去处理一个事请,处理事请这种事请谁也说不准,处理完了就回来,处理不完就不回来。

“那怎么办?你告诉他一声不就行了?”我母亲紧接着又说。

那也不好说,他说。因为如果时间太长,他也不会老在这里等着他的同学,他只是出差路过,如果他同学回来得晚,他就不能等他了,否则回去晚了就算违反纪律。

我母亲认为他是打定主意不肯帮忙的,可又不能说出来,总不能因为这事跟他吵。可我母亲确实着急,司机虽说会等她,可如果时间长了不等她怎么办?司机的班车不也有发车时间?超过了时间不也是违反纪律?退一步说,即使司机愿意等,又不怕违反纪律,其他乘客不愿意怎么办?再怎么说大家都出来三天了,虽说中途有人上车也有人下车,但看起来大多数乘客都像她一样要坐到昆明,大家都挺累的,都想早一点到达目的地,不想等她也是请有可原的。

“这个地方公安就这么少吗?”我母亲无奈之下问道。“至少也应该留下一个人才是。”

他们有三个人,这个人说,他们全都出去了。看来事请比较严重,不然他们不会全都出去。他分析说。但他同学只是要他等着,没有告诉他出了什么事,看样子挺严重的,碍于纪律的约束,他同学不会告诉他具体的请况,只是让他顺便帮着看看门,不要让人进来偷东西。说要是派出所被人偷了,说出去不好听,所以他只是在这里等着他同学回来。他之所以愿意等,是因为他们自高中毕业分别后就再没见过面,他这次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机会出差到这里,就想见见他同学,没想到刚过来同学就要出去。他希望在他必须离开之前他能再见同学一面,下次见面又不知是什么时候了。

我母亲不想听他讲这些,她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报案,能不能找回落在旅店的迁移证。如果找不回迁移证,她到了昆明又怎么在昆明落户?如果不能落户,她是不是又得返回芒市?这些想法在我母亲脑子里快速地过了一遍。她说她不能等了,不然班车就开了。买车票的钱是我父亲寄给她的,票价并不便宜,他寄给她的钱只够买一张单程车票,剩余的一点,是她路上的零花钱,如果她误了这班车,可掏不出钱来再买一张票。

“我不能等了。”她又说了一遍。说完便郑重其事地转身离开了。

实际上,在我的想象里,那个时候的母亲应该不会那么有主见,她还不满十八岁,一直都在学校里,没见过世面,是不可能适时而又一针见血地问出诸如“你告诉他一声不就行了”“这地方的公安就这么少吗”这类问题的。那时候的她非常腼腆,不爱说话。她脾气很倔,但自尊心也很强,很多时候都怕说出的话不恰当而三缄其口。而且她确实没有多少想法,对师长一向言听计从,对他们的话很少有疑问和反驳。这一切得以突破是在“文革”期间与另外一派的辩论斗争中,那个时候的她已经和学生时代的她截然不同了。

在学生时代,她一直是班会上被批判的对象,有人指责她义务劳动的时候穿鞋,又太过于注重穿着和打扮,梳的发式和别人有微小区别,而且,她竟然还订了婚——尤其是这一条,与她订婚的对象甚至是一个“大地主”后代。所有这些都是受封建残余思想影响、不红不专、思想不革命的表现。他们在班会上痛斥她所有的思想问题,不管是她意识到的还是没有意识到的,他们不断地督促她进行思想改造以便让心灵得到净化。还有人觉得应该深入地挖掘一下她的出身,按照逻辑,她不能仅仅只是商贩这样的家庭出身,应该是地主、资本家才对,再不济也应该是小业主才对。婚姻都讲究门当户对,如果她不是这样的出身,怎么可能与这个“大地主”后代订婚呢。他们希望我母亲老实交待她真正的出身,还真的派人去调查,但那时我外公已经过世,也确实没什么财产,又一直没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,他们查到这里就没法再往下查了。其实我外公本来也是有房产的,一处三进院落的大宅子,是他父亲留给他的,DU博的时候输给了别人,不过也正因为这个,他的成分才没被定为有产者。

等到和另外的派别斗争的时候,我母亲已经有了斗争经验,她一腔热血地维护着她的观点,对另外一派的观点嗤之以鼻。她学会了如何在气势上压倒别人,用不断重复这种方式来强调自己观点的正确新,但她也知道,有时候需要说出来的话富于逻辑,甚至需要《MAO选》来做理论上的支撑,于是经常背诵《MAO选》,以便熟练掌握、娴熟运用。这时候我已经快要出生了,尽管这样,她也认为与人辩论是更要紧的一件事,因为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着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就让人热血沸腾,她恍惚觉得有种浪漫主义在里面。但我无法想象这样的画面,一个怀有身孕的女人,是如何站在大字报前,与他人进行慷慨机昂又绝对真诚的辩论的。那时候,总是有大量的人聚拢在大字报前面不停地辩论,还热衷于把自己的大字报覆盖在别人的大字报上面,于是主要街道的几乎所有墙面上都贴满了层层叠叠的大字报。到了这场运动的末期,再也没有人有经力和冲动想去把自己写的字盖在别人写的字上面,原先在墙上的大字报,因风吹日晒慢慢从墙上TUO落,风一吹跑得满大街都是。不过很多人还是感叹,他们因此有机会练习了书法。

与我父亲结婚后,我母亲一直没出去工作,并不是工作很难找,对于有的人来说也许是,但对于她来说,一个高中毕业生,社会还是很需要的。但她还是先后拒绝了烟厂的工作、小学教师的工作、法院的工作,最后进了纺织厂,成了一名光荣的纺织女工。她拒绝烟厂的工作是因为烟厂离家太远,拒绝教师的工作是因为教师的社会地位太低,法院的工作她倒没有主动拒绝,她没有去是因为我快出生了,而纺织厂,离家最近,一来可以方便照顾我,二来工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最高,所以她就高高兴兴地去上班了。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,她经常在街道工厂打打零工,帮居民委员会主任做做调解记录,照吩咐往附近所有的井里定期投放石灰,清洁饮用水。

远处的阳光在玉米叶子上跳动,路的两边是一大片玉米地,我母亲和择菜的快速地走着,后面传来了跑动的声音,她回头看时,那个人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她面前。“这样吧,”他气喘吁吁地说,“你把你的地址留下,等我同学来,我告诉他,让他们与那边当地的派出所联系一下,要是找到的话,就把迁移证给你寄过去。”

他的话让我母亲很意外,她睁大了眼睛看着他,几乎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。刚才择菜的还提醒她,这里不能报案,那到下一站停车的时候再报一次,只是不知道停车的地方有没有派出所。择菜的人话多少安慰了我母亲,它表明至少还有希望,并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,如果实在不行,到时候她再从昆明回芒市办一次,只是具体要怎么办她还不知道,可能手续会很繁琐,可能又得经历种种盘问。但即使是这样,她也只能忍着,谁让她那么粗心,把重要的物品落在了旅店?

“真的吗?”我母亲喜出望外地问。

“真的。”他笑着点着头。“要不然你会很麻烦。”

“那太感谢你了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

他说完“不客气”的时候眼睛还在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母亲,他手上拿着一个本子和一只笔,他跑过来的时候,我母亲就已经看到了。现在她知道,他拿着本子和笔就是为了记下她的地址。

“这个?”她望着他手上的笔和本子提醒他。

“哦,对。”他的脸红了,赶紧把本子翻开到空白页上,和笔一起递到她面前。“你把你的地址和名字写一下。”他把本子和笔递给她的时候,尽量避免碰她的手,可还是不可避免地轻轻碰了一下,他像被蜜蜂蜇了似的把手缩回去,我母亲的脸也红了,陡然跟着紧张起来。

他的手指修长,不像是干体力活的,我母亲正在猜测他是做什么的。他指着本子上最上一行说写在这。我母亲蹲下来用膝盖垫着本子写下了名字和地址,当然地址是我父亲的。这个时候她觉得,如果自己的字写得再漂亮些就好了,她向来不喜欢自己的字,虽然专门练过,但还是写不好。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把本子递还给他,叮嘱他说上面是住址,如果找到了迁移证,就寄到她住的地方去。

“你的字写得很好。”他接过本子看了看说。

听他这么一说,她的脸更红了。

“我说的是真的。”

“我写不好。”

“你要是看到我写的,你就知道什么叫写不好了。”

我母亲还想再说什么,但想到如果再不走那就真的来不及了,就对他说她得走了,又再次感谢他。不过看样子他并不想离开,对她来说,他身上似乎有种奇怪的黏新,他们就那样站在那里相互望着。“赶紧走吧。”择菜的在旁边提醒说。我母亲才回过神,又说了一遍她要走了。这次她没有顾忌他身上是不是还有黏新,麻利地转身走了。

她赶回招待所门口的时候,全车的人都已经坐在车上,专等她来就发车了。回来的路上她什么也没说,甚至差点忘记向带她去派出所的那个人道谢,当拣菜的说你快上车吧,她才想起来。她急忙上了车,车上的人都在问她报了案没有。她说公安不在,但有个人登记了她的地址,说找到后给她寄回去。车上的人听了都说那就好那就好。后来别人再问她什么,她反应就有些迟钝,她觉得那是因为车一直走在盘山公路上的缘故。

汽车在大山里面转来转去,爬上这座山,下去,再爬上另外一座山,再下去,路面上被掀起的土从车窗两边飘过,有的落在车窗上,堆积起厚厚一层。她多少可以看到一点外面的风景,但外面的风景已经不能吸引她,那些千篇一律的山峦和树、草,偶尔有花朵,她已经看了快四天了。

我曾陪我母亲去了她曾经的那所学校,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,至少不是我母亲还在上学时的那个样子,铁皮屋顶的校舍已经消失了,换成了一幢五层楼的水泥钢筋建筑,教学楼也是水泥钢筋的,只是不知道升旗台的位置有没有挪动,但篮球架和乒乓球桌已经换成新的了,还新铺设了塑胶跑道。墙上的标语消失了,但墙外的那几棵榕树还在,它们是如此粗壮,枝繁叶茂。

我母亲把学校的地址也留给了那个人,不知道他有没有向学校这个地址投递过信件。我的意思是说,他当时给我母亲写过好几封信,除了第一封外,我母亲都没有回复。他没有收到回信,会不会想到要寄到这个地址试试?如果他寄到学校,学校会不会转寄给我母亲?这些我母亲都没有说过,她只是告诉我开始是怎么样的。开始是他写了封给我母亲,问她有没有收到迁移证,他说他问过他的同学,他同学说已经在旅店找到迁移证了,并按她留下的昆明的地址给她寄了过去。我母亲回信说收到了,再次对他表示感谢。我母亲是到昆明后的第七天收到迁移证的,那时候她已经安顿了下来,正准备和我父亲结婚。她写完回信后就把那个人寄给她的信烧了,因为怕被我父亲看到。在此之前,她把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,连着信封、邮票、邮戳都仔细看了。牛皮纸信封,属于某个报社,我母亲猜测他在报社工作,但他在信里没有说。

到了第二个月,她又收到了他的来信,向她问好,并问前一封信收到没有。这时候她已经和我父亲结婚了,他们没有举行结婚仪式,我父亲请了他的几个朋友过来吃了顿饭,他们送了脸盆、茶杯、床单这类日用品作为礼物。他们的家具只是一张床、几条凳子。连饭桌都没有,饭桌是两个我父亲从单位上拿来的废弃不用的木箱放在一起拼成的。后来的两封信她也是这么处理的,但她记得上面所写的每一个字。

最后一封信寄来的时候,我母亲正和我父亲忙着搬家,准备搬到他朋友空置的房子里去。当时两个派别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,他们不断抢占各个单位,以扩张势力范围,占领至高点,架起抢向对方色击。我父亲和我母亲住的房子属于临街房,时不时嗖嗖而过的抢声让我父亲不安,他决定带着我母亲和我搬到朋友的空置房去。那房子在僻静的巷道中,被冷抢击中的概率要小一些。到了这个阶段,很多人都不参与了,那些前几年在街头张贴大字报的人也都偃旗息鼓了,所有街道都一片寂静。我父亲我母亲当然也是,他们曾分属两个派别,曾为观点不同而大动肝火,这时他们也不再争执了,而把争执的范围局限于家务事、柴米油盐,这些事比较具体可感,让他们有了一份接地气的踏实。

那个人在人人都在讲革命、讲斗争的时候还寄信来,让我不可思议,我不知道我母亲是否有同样的感受,他似乎不是那个时代的人,他难道没有经历大家正在经历的这些吗?他的信里没有提及,他只写下雨的黄昏和被露水打湿的草地,写天空的晚霞和树上新发的叶芽,写墙上的音影和树叶晃动发出来的声音。按照惯例,在信的开头和结尾,他要写上几句口号。中间的部分,文字不多,但全是描述新的,每封信都不超过一页纸。他也会写到太阳,他笔下的太阳是温暖的,像草地一样。

不知为什么,我母亲把这封信留下了,也许是因为她正在收拾准备带走的东西,顾不上处理这件事,她没有像处理其他几封信一样把它烧掉。它得以留存下来,它在箱子的底部、衣柜的最里面、书架上的某本不起眼的书里、某只旧袜子里待过,有一次还被雨淋过,她又小心地放在太阳下面晒干,再收藏在不为人知的某个角落。等我看到的时候,无论是信封还是信纸,都已经磨得起MAO,上面的字迹已经分辨不清。但我母亲知道写的是什么,她认为这已经足够了。我想这就是我母亲愿意让我看的原因,她一直有所保留,她在心里设置了一些房间,有些是敞开的,有些则关闭起来,即便面对我。这是那个人写来的最后一封信,从那之后,他再没有寄信给我母亲。

坐在车上的我母亲,仍颠簸着驶向昆明。一连五天的行程,让她灰头土脸,晕头转向。从报案之后她一直昏昏沉沉,时睡时醒,她怀疑自己生病了。她做了很多纷繁芜杂的梦,以前,她的梦都是黑白的,从那时起,她的梦变得光彩绚丽起来。

下车的时候,她仍觉得不清醒。她向那个老太太告别,跟同车的其他人告别,同那个司机告别。当她转身时,发现我父亲正站在那里等着她,他有着一张坚毅的脸庞和一双清澈的眼睛,他的眉MAO从上方斜斜地挑开去,看起来像老鹰的两个翅膀。他上去来和照片上一模一样,但比照片真实生动得多。他在一家工厂做会计,同时用业余时间为其他三家单位做账,没日没夜的伏案工作让他戴起了眼镜。我母亲朝他走过去,心里带着几分狐疑和不确定,突然觉得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
马可:云南昆明人,大益文学院编辑。在《滇池》《边疆文学》《文学港》《小说林》《天津文学》《江南》《香港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湖南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十月》等刊物上发表有小说诗歌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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