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年时光，阿娘活动不便了，她仍坚持自己梳头揩身。换下来的内衣裤，也随手洗掉，只让孙女帮她去楼下弄堂里的自来水下，再过一遍清水。平时有个头痛脑热的，只是悄悄吃粒要片，从不轻易麻烦小辈。阿爹每天上班前，去搁楼里请安问候，阿娘即使有什么不舒服，也都说蛮好的，让儿子安心上班。
有一天我放学回家，见阿娘有些心神不定。原来是我外婆病逝了，阿姆正准备赶到静安寺大阿姨家去。当时社会上正倡议丧事新办，提倡逝者火葬。阿娘拉住正准备出门的媳妇说，阿苏（我阿姆小名）我死后千万不能给我火葬的呀！我留了棺材铜钿的。阿姆对阿娘说，阿姆侬瞎讲啥呀！
几年后，82岁的阿娘也随外婆去了。临终前的黄昏，阿爹特意去老西门一家私人诊所，请来医生给阿娘诊治。医生仔细检查后没开要就离开了，临走时对六神无主的阿爹微微摇了摇头。我看到阿娘倚在阿姆的怀里，痛苦地哼着，阿姆轻轻地抚着她的胸。
深夜时分，阿娘离开了我们，直挺挺地躺在床上。床边是一只饼干箱，只是她再也不会打开饼干箱盖头，拿饼干给我们吃了。阿娘去世后，在她枕头下的一个手绢包里，果然发现了一根金条，她之前所说的棺材铜钿。
第二天，大姐拿着金条去裘天宝银楼兑现了百元左右现钞，避免了父亲举债葬母的窘相。丧事在斜桥殡仪馆办得很顺利。父亲还特意在老家宁波的神钟山，为阿娘购置了一块向阳的墓地，让老母亲叶落归根。几天后，父亲搭了一艘机帆船，深夜出发，跨海踏浪，扶棺送母亲返回故乡。
没过多久，平地起雷，大浪冲击了社会，父亲也不能幸免。在惊涛骇浪中，父亲仍坚持每年清明，跨海越洋，返回故乡，祭拜自己的母亲，几十年从未中断。父亲年迈后，我与兄长每年相约，携家人上神钟山为阿娘扫墓。
我们踏着父亲的脚印，每年清明去山上祭扫阿娘。那块墓碑擦拭了无数遍，似乎从没感到任叶氏不是她的真名。在香烟缭绕中，宽脸大眼的阿娘不时在眼前闪现。如今，阿娘的相片与阿爹阿姆的相片放在一起，在老宅的立柜上，每天迎着太阳的升起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们又把阿爷的遗骸，从丁湾移至神钟山安放，让二老在神钟山相聚。几十年前，是阿娘与阿爷一起，跨洋过海，把这个家族，从宁波带到了上海，并在十六铺扎下了根，繁衍了后代。
而今，当这个家族的后代在浦江两岸，大江南北，继续奋发努力时，阿娘和阿爷并肩站在神钟山山顶，正默默地注视、护佑着他们。这时，阿娘的名字就叫“阿娘”，它比任何一个名字都响亮、亲切、动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