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城是一个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。一般来说，选择在哪里定都，需要纵横衡量评估各种因素才能加以确定。
明代陈建在《建都论》认为都城必须满足三个条件，即“夫建都之要，一形势险固、二漕运便利、三居中而应四方，必三者备，而后可以言建都。”
正因为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太复杂，都城地点的选择历来都很费脑筋。
简单粗暴的，如西楚霸王一把火烧掉咸阳，回到彭城定都，反复纠结的如朱元璋，先后选了南京、开封、凤阳，甚至还有长安，作为都城的候选地。当然，还有那种随着势力范围逐步扩大而迁都的，比如北魏，崛起于北方，先是以平城作为都城，后来又有孝文帝打算一统天下而迁都洛阳。
东吴，况有点和北魏相似，都是因为控制的地盘不断扩大而适时变更都城的地点。
先后有四个城市成为东吴都城
1、吴县。即苏州，这里是秦汉吴郡治所，《吴书》中说孙坚家族一直居住在这里，“坚世仕吴，家于富春”。
东汉中平元年（184年），黄巾之乱爆发，孙坚被征召入军，带领儿子孙策渡江跟随中郎将朱儁南征北战。初平三年（192年）4月，孙坚在与刘表部将黄祖作战时被暗箭色中身亡。孙坚死后，时年17岁的孙策将其葬在曲阿（今江苏省丹阳市）后，举家迁到江都（今属江苏省扬州市）。
不久，孙策带兵渡江回到江东，先后夺取吴郡、会稽郡等地。此后，孙策被刺身亡后，孙权继位初期，依然以吴县为治所。
《三国志·吴书·吴主传》说，“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、领会稽太守、屯吴”，从时间上来看，孙吴前后在吴县待了14年之久。
2、京口。
三国时期的入海口在今天的镇江一带，这里江面辽阔，宽达几十公里，浩浩瀚瀚蔚为壮观。东汉末年，这里是吴郡的丹徒县。《元和郡县图志·江南道·润州》说，“本春秋吴之朱方邑。始皇改为丹徒,汉初为荆国刘贾所封,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孙权自吴理丹徒,号曰京城。十六年迁都建业，以此为京口镇。”
可见，孙吴定都京口的时间是建安十四年（209年），赤壁之战后一年。
3、建业。
建业即南京，古称金陵，东汉末年叫秣陵，东晋南朝改名建康。
从文献记载可以得知，孙权建都南京是听从了谋臣张纮和刘备的建议，其中张纮是从所谓的王者之气角度说的，称秣陵“地有其气，天之所命，宜为都邑”，刘备则是从军事角度加以建议，“宿于秣陵，周观地形，亦劝权都之。”因此，孙权在京口仅仅2年便都秣陵，顺便将其改名建业。
建业者，建帝王之业也。这也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次成为都城所在。
4、武昌。
武昌古称为“鄂”，两汉期间，鄂县属于江夏郡。赤壁之战后，为刘琦所控制。建安二十年（215年），刘备与孙权争夺长沙等三郡失利，孙吴实际控制了鄂县。此后，吴国两次在此建都。
第一次是黄初二年（221年）4月，刘备称帝于蜀，孙权自公安都鄂，改名武昌。此后，一直到太和三年（229年）4月孙权在武昌称帝，9月还都建业，但是仍然留下储君与重臣在此镇守，“征上大将军陆逊辅太子登，掌武昌留事。”
第二次是二十多年后，吴国末帝孙皓于咸熙二年（265年）9月迁都建业，当时有民谣唱道，“宁饮建业水，不食武昌鱼。”次年12月因为建业局势不稳，被迫还都。
东吴皇帝为何热衷迁都
从吴——京口——建业——武昌，东吴之所以不停地迁都，是伴随着它的实力发展壮大而自然做出的选择。早期孙吴政权实力弱小，偏处江东，只能在孙坚家族所在地吴县。
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爆发的赤壁之战，阻止了曹草统一中国的步伐，魏蜀吴三国鼎立局势开始形成。
实力壮大的吴国，再僻处吴县已经无法及时应对天下大势，迁都京口、建业势所必然。
因为赤壁之战后，曹草虽然暂时退回北方，但并未放弃再次南下的企图。不过由于刘备势力的崛起，曹草已然放弃从荆州南下的企图，而是打算改以扬州为主攻方向，即所谓“四越巢湖”，即经寿春、合肥至巢湖，再沿濡须水南入长江。史载，建安十四年（209年）曹草亲率大军出征扬州，“秋七月，自涡入淮，出肥水，军合肥。”
此外，从地理形势上看，北方军队南下，长江下游有两处重要渡口，分别是采石渡和瓜州渡。其中瓜州渡的对面正是京口，所以孙权若是继续屯兵于吴，已经不符合时局的要求。在京口定都两年后，孙权发现了更好的地方，这就是秣陵（南京）。
和京口相比，这里有三大优势：地势险要。“远近群山，环绕拱卫，郁葱巍焕，形胜天开”，《丹阳记》称“因山为城，因江为池”，所谓“钟山龙蟠，石头虎踞”。治理水军。秦淮河水道宽阔，入江口有大型港湾，可以停泊大型舰队，也是孙权考虑在此定都的重要原因。居中兼顾。曹军的进攻路线，除了水师由濡须口入江外，还可以经和县从采石矶渡江。所以在秣陵建都，既可以照顾到瓜洲渡，又可以及时对采石渡作出反应。
三国鼎立的形成之战是赤壁之战，真正定型的则是爆发于黄初二年（221年）的夷陵之战。黄初二年（221年）7月，刘备攻打东吴孙权。孙权求和不成后，决定一面向曹魏称臣，避免两线作战，一面任命陆逊率军迎战。
陆逊与刘备相持七八个月后，最终于夷陵一带打败蜀汉军。
由于长江的独特地理形势，自古以来，东南立国的政权都必须控制荆襄一带，才能偏安东南。孙权夺回荆州后，考虑到上游“一旦有警，水道溯流二千里，不相赴及”，做出了迁都武昌的决定。
从孙权到孙皓——吴国为何对武昌念念不忘
早在偷袭关羽的时候，孙权就将其军队主力调往湖北，应对可能的大战。黄初二年（221年）4月，刘备称帝后，孙权将驻跸地从公安迁到鄂县，随后在此建都并改名武昌。这是因为孙权夺取荆州后，势力范围再次急剧膨胀，“自西陵以至江都，五千七百里”，防守压力随之增大。此时的东吴，不仅需要抗击三峡和襄阳方向的蜀国魏国军队，还要照顾到后方的安全，防止曹魏突然发兵南下。
位于长江中游的武昌，顺理成章进入孙权的视野，这里建都屯兵既能兼顾东西两线战事，又能方便军队沿江调动。
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定都武昌的正确，就在夷陵之战的次年，曹丕下令三道伐吴，其中“曹休、张辽出洞口，曹仁出濡须，曹真、夏侯尚围南郡”，结果孙权居中调度，应付阙如，成功击退了魏国气势汹汹的进攻。
不仅如此，武昌和建业一样，都位于长江南岸的重要渡口，都有长江支流可以停泊军队（武昌有樊川，建业有夹江），此外，建业有前湖、玄武湖、清凉山，武昌有洋兰湖、三山湖和梁子湖、西山。
从外围来看，还有虎林、夏口、沔口、邾城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予以护卫。武昌还富有铜铁等矿藏，可以铸造兵器、钱币等。陶弘景《刀剑录》记载，黄武四年（225年），孙权迁都武汉第三年，采武昌山铜铁，作千口剑万口刀，各三尺九寸，刀头方。
太和三年（229年），考虑到蜀吴重修和约，东吴已经无法再向长江上游发展，同时迫于广陵方向面临曹魏空前军事压力，孙权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重心，再次迁都回到建业。
不过因为有着以上诸多优越的因素，武昌在吴国的战略地位始终未曾下降，从太和三年（229年）开始，孙权便以重臣陆逊镇守武昌，直到正始六年（245年）驾崩，武昌始终是吴国首屈一指的重镇。
可惜的是孙皓看到武昌处于长江上游的重要新，却因为种种因素制约未能迁都成功。不仅如此，他对荆州防务作出的种种变更导致兵不足用，将非其才，“我上流诸军，无有戒备，名将皆死，幼少当任，恐边江诸城，尽莫能御也。”丹阳太守沈莹的预言最终成真，最终西晋伐吴的时候，几乎兵不血刃拿下武昌，“王戎遣参军襄阳罗尚、南阳刘乔与王浚将兵攻武昌，吴江夏太守刘朗、督武昌诸军虞昺降。”
当初孙权初见鲁肃的时候，后者向其提出了三步走的策略，第一是鼎足江东，以观天下之衅；第二步是剿除黄祖，进伐刘表；第三步是建号帝王以图天下。周瑜在赤壁之战后，提出“乞与奋威俱进取蜀，得蜀而并张鲁，因留奋威固守其地，好与马超结援。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草，北方可图也。”
可见，无论是鲁肃还是周瑜，都敏锐地看出来立国东南只能偏安，要想进取中原，必须沿着长江逆流而上，扫除刘表、刘璋所在的荆州、益州，与北方形成对立，继而才可进取中原。后来孙吴的迁都其实也正体现这样一个思路，吴——京口——建业——武昌。
可惜的是，孙权死后，东吴陷入内乱（诸葛恪辅佐孙亮时，曾打算迁都回武昌，但没有成行，自己就被人干掉了），最终不能守住荆州，被西晋数路并攻最终亡国，所谓“王浚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”，从哪里来还打回哪里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