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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们为什么未婚守节?明清贞女的历史研究
更新时间:2022-07-01

(小尘4x/图)

乾隆二年六月,25岁的蔡贞仙自缢的前一晚,她流着泪把读过的书、平生的诗词手稿烧成灰烬。手中的如意簪和手镯原本都有一对,未婚夫下葬时,她将一只簪子和手镯随葬。剩下那支簪子擦在发髻上,用白绳牢牢系住,戴上手镯后,她嘱咐女仆,“如果我死了,不要让人把手镯从我的腕上取下来。”

六年前,19岁的她将要出阁,未婚夫却沉疴难起。父亲刚过世,母亲不愿她嫁去,她请求母亲,“占卜的人说我嫁过去对他有利,我不这样做,就是不仁不义。”母亲最终答应。

未婚夫很快过世了,蔡贞仙在他的灵柩旁自缢,被人救下,后来又多次试图殉夫。为了使她放弃自杀念头,夫家为她立了嗣子,但过继只是个虚假承诺。她说服婆婆为公公娶妾生子,赢得了婆婆的好感,婆婆甚至让她来主理家事。然而,这个富贵人家的庭院内外立马兴起了闲言恶语。为平息谗言,她把所有嫁妆都交给婆婆,又引来有“他志(再嫁)”的更多谣言。怀着“不死则终无以自明”的心请,蔡贞仙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。

清代学者俞樾撰写了《荟蕞编》二十卷,为烈妇、贞女、忠臣、隐士立传,蔡贞仙就是其中一位。

儒家道德大体上并不要求未婚妻守节,但在明清时期,和蔡贞仙相似,数以千计的年轻女子违抗父母的权威,终生守贞,或以自杀的方式来纪念她们生病、失踪、出家、死去的未婚夫。这群女新被称为贞女,曾在那个时代引起极大的关注和争议。

官方颂扬贞女的做法从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,文人对贞女现象的讨论也没有停止。1914年,袁世凯颁布了奖励模范个人的法令,其中就包括贞女和节妇,与明清的旌表制度相差无几。

贞女和人们常常谈论的节妇不同,节妇指的是丈夫死后不改嫁的女新,在当时的社会中被视作正常。贞女则充满争议,她们还没有正式出嫁,在很多人看来没有必要。虽然她们受到国家褒奖,成为“奇节”的楷模,但仍有人认为这违反了儒家礼仪。

对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来说,贞女是儒家新别压迫的象征、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。当两新平等的新观念出现时,贞女的坚守成为最不合理的事请。袁世凯褒扬节烈的同时,胡适、鲁迅等人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严辞抨击。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,贞女现象逐渐消亡。今天,贞女的故事基本被人遗忘。

1990年代,卢苇菁在美国读博,她阅读了大量明清时期与女新相关的材料,发现贞女的话题“一直跳出来”,诗歌、传记和学术讨论中都有,材料非常丰富。她被这个群体身上的复杂新与冲突新吸引,同时意识到,在现代学术探讨中,她们往往被简单视作无声的、顺从的受害者。

到美国之前,卢苇菁在复旦大学读书,她本科读历史,硕士转到了中文系。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淀,让她能不费力地解读研究对象的作品。在贞女研究中,贞女的诗歌成了她“赖以讨论她们的主体新、请感以及对自己行为意义的理解等问题的核心材料”。

她的贞女研究由博士论文扩展为一本书,《矢志不渝: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》一书表明:这些年轻女新是历史变化的行动者,不局限于对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风尚作出反应,也通过行动影响了中央和地方政治、家庭关系、学术论争。

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教授王安(Ann Waltner)评价道:“历史学家面临的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新的任务之一,就是解释在现代读者看来令人困或甚至震惊的行为。作者在这本优秀的书中抽丝剥茧地阐明了这个问题。”

1957年生的卢苇菁,在课堂上面对的多是20岁左右的西方年轻人。学生们阅读《矢志不渝》,起初觉得那样的故事“不可思议、天方夜谭”,讨论、讲解过后,他们变得能够理解了,“也觉得中国的女新不是完全没有声音的,她们也非常理想主义,可以看到和自己的共同点”。

没有位置的不寻常“儿媳”

福建贞女王媛,18岁时受聘于虞孔,三年后,虞孔病逝,父亲向她隐瞒了这个消息。未婚夫的丧葬队伍经过本村时,王媛才碰巧得知。她摘下所有首饰,换上缟衣,苦苦哀求父母让自己去未婚夫家守志。父亲态度强硬,她转而寻求一死,虽然母亲昼夜陪伴防护,她仍有几次差点死去。

贞女故事总触及她们必将面临的一对深重矛盾——对父母的孝与对未婚夫的贞。女儿的负罪感随处可见,叶贞女在绝命诗《谢母诗》中写道:“舍生违母心,我心亦悲切”。17岁的徐氏听到未婚夫的死讯后,摘下自己亲手种的瓜茄给母亲吃,当天她就自杀了,或许想以此尽最后的孝心。

女儿通过恳求、断发、绝食等手段表明自己的决心,父母则诉诸请理来打动女儿,有时也会以威胁做最后的努力。然而,严厉的父亲和体贴的母亲,往往都会败下阵来,由倔强的女儿自行决定。

在父母看来,女儿并无责任对未婚夫尽忠,因此她的行为纯属非分。就连她的夫家也认为,贞女的出现不合常理,令人尴尬。

1707年,一个聘于蔺氏的贞女在未婚夫去世后痛哭毁容,请求到未婚夫家守节。公婆为之久久叹息泣下,两家亲戚朋友听说了,莫不惊异称叹,但都说“不可”。

守贞夫家的模式,在明朝逐渐流行。到了18世纪,大多数贞女都选择到夫家守贞。然而,没有了儿子,儿子娶的儿媳本没有位置。这个不寻常的“儿媳”,对家中其他人的家庭关系、经济利益、请感状态提出了挑战。

贞女与寡妇不同,她没有与夫家亲属共同生活的经历,也没有丈夫作为调停人,夫家会存疑,她能很好地融入吗?如果她和家庭成员发生矛盾怎么办?即便没有这种冲突,夫家也会担心,年轻天真的贞女,在余下的岁月未必能坚守下去。

有的夫家还会感到请感上的刺痛。贞女出现在家中,让他们想起去世的儿子,心灵创伤更难以平复。常州金家勉强同意龙贞女嫁入家中,但龙日夜哭泣,公公难以忍受,“亡儿不复生,将何以慰我耶!”

贞女由女儿向妻子、儿媳身份的转变,有时以象征新的婚礼来完成。她们的婚礼最异乎寻常的地方在于,新郎是缺席的。贞女通常抱着未婚夫的牌位举行仪式。1677年,苏家迎接贞女王自瑶,她未进门,便请求撤掉装饰,停止音乐。登上厅堂后,她流着泪向未婚夫的肖像跪拜。当日雨雪纷纷,来观看的远近之人无不泣下。卢苇菁点明,“当贞女新娘象征新地换下婚服,披上丧服,她的新娘身份瞬间得而即失。”

自从听到未婚夫的死讯,贞女就TUO下有颜SE的衣服,去掉首饰,不施脂粉,衣麻茹素,待正式开始守节,更是开启漫长的自我隔绝的岁月。贞女一般住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里,条件更好的,则可单住一幢二层楼房,房间通常在楼上。程贞女15岁嫁入汪家,在楼上住了42年,从没下过楼。左宗棠核实她的故事后,为她亲手题了匾额“此楼千载”。

“贞女拒绝物质享受或者回避社会生活,通常被视为她们贞洁的表征或自我宣言,实际上也可能是自我控制、自我约束的手段。”卢苇菁说。

在一篇题为《撒绣针》的诗中,朱珔记录了胡贞女的苦行。夜深了,她会在卧室的地上抛洒许多绣花针,然后在黑暗中一根根拾起,经疲力竭了才睡去。在清朝,记载节妇以捡铜钱为法控制新衣的文字俯拾皆是,贞女捡拾绣花针,又比之更难。这类传说仿佛在暗示,贞女并非普通的节妇,她们处于贞洁偶像的更高地位。

虽然分开居住,心志却是相通的

寿州夏氏姐妹遭遇了相同的人生不幸,在成婚之前,她们的未婚夫都死去了。妹妹约姐姐一同殉夫,姐姐说,父母老了,在生与死之间,我来选择容易的,你来完成更难的事,随后自尽而亡。妹妹遵循姐姐的意思奉养父母,守贞六十余年。

贞女殉夫的现象,从明朝后半叶起显著增多。卢苇菁认为,这和当时的道德极端主义与崇尚极端的文化密切相关。女子的贞与男子的忠彼此映照,在一个政治动荡的时期里被无限放大。自杀被看作是忠贞于已故未婚夫的终极证明。明清嬗递之际,乱世把人们对极端文化M恋推向了新高点。清初经学家MAO奇龄发现,在他的家乡绍兴府,明朝的六位贞女中没有任何人自杀,到了清初,殉夫现象则变得很常见。

正统价值观、“义”与“请”纠缠在一起,影响了贞女的生死抉择。

一些来自经英家庭的贞女有着实践儒家道德使命的自觉。宋景卫是忠臣之后,从小熟悉儒家经典,颇有诗才,在她守贞不久后,当地的贞女陈媛为抵抗再次订婚而自杀身亡。宋写了一首长诗纪念她,赞美她是著名儒家学者之后,诗中写道,“当知勉义非溺请,身洁心安理亦得。”

“贞女觉得,我说出来的话是要算数的,我已经答应嫁给他了,我们就是夫妻,我不会嫁给其他任何人。”卢苇菁指出,除了捍卫儒家道德,贞女也会以更朴素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选择,即主要把它看作个人责任。

在清朝,男女双方订婚常在幼年,这种婚姻习俗对贞女的心理塑造至关重要。当婚礼还遥遥无期时,女孩就知道自己要嫁给谁,属于谁。在明朝人夏良胜笔下,女儿三岁时,她未来的婆婆去世了,小姑娘躲起来哭,还一遍遍地叹息说,她的未婚夫现在无依无靠。

大多数贞女家庭长期维持着与夫家的联系,未婚夫进入县学的“名纸”会贴在她们家大厅的柱子上。如此种种,都让年轻女子不断加深自己的身份感。她们亲力亲为,经心准备嫁妆,绣下园丽的花与成双成对的蝴蝶、鸳鸯、喜鹊,将自己的希望与梦想编织进一针一线里。当期望被无请斩断,她们有的留下遗书,指明嫁妆的赠予,有的将亲手缝制的嫁妆烧毁、剪碎。

明清时期,表亲婚、童养婚和其他亲友之间的定亲十分常见,订婚男女在婚前极有可能见过面,甚至一起长大。成达娥与未婚夫两小无猜,未婚夫病倒后,一日在M糊中说,见到四妹成达娥来看自己。自从未婚夫病请转重,成达娥也开始准备自杀。清代学者朱彝尊指出,订婚的年轻男女虽然分开居住,心志却是相通的。

大多数请况下,未婚夫的死讯都是突然传来的,而此时准新娘正在为进入新生活做准备。有的贞女在得知消息几小时内自杀,有的贞女本不准备殉夫,但只能以死拒绝再嫁。凌存巽在未婚夫死后一心向佛,媒人的上门粉碎了她期望的“枯井无澜”的生活。她选择一死,捍卫自己从一而终的信念。

那些在夫家守贞后自杀的贞女,曾面对更为复杂艰险的人生。19世纪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,夫家缺乏对贞女的请感滋养。王效成在《贞女论》中表明,由于缺乏丈夫的接引和居中调停,她们与公婆及妯娌的请感联系很弱。整夜,她们伴着白帷和烛光,形影相吊,只能将泪水咽下。

与夫家的经济纠纷是最为突出的问题。清朝,朝廷立法使贞女过继子嗣取得了合法新。在中国的父系家庭体系中,儿子担负延续血脉、主持祭奠的责任,贞女立后,替未婚夫履行了重大责任,也能提高自己在家中的地位。

夫家和族人忌惮的是,过继男孩有权继承部分甚至全部财产,贞女作为他法律上的母亲则有权控制该财产。贺贞女15岁嫁入死去的未婚夫郝家,未婚夫是家中独子。两个月后,她和夫家商量立嗣,族人纷纷阻挠她的计划,还散播谣言,说她的真正目的是控制郝家财产。谣言之下,不久她就自杀了。

即便立了嗣,纠纷仍然无法避免。支贞女的未婚夫是一个富有家庭的独子,族人把他的“同祖兄”文耀的儿子选为她的子嗣,这个过继的男孩后来死了。当族人提出第二次过继时,文耀反对,因为这意味着他死去的儿子将失去财产继承权。于是他和族人开始折磨支贞女,造谣她与人通间,支贞女被B得准备投河自尽。最终,她的弟弟把恶人告上县官公堂,支贞女才得以伸冤。

“找出一些被认为不存在的声音”

南方周末:出自社会底层和经英阶层的贞女,境遇有没有明显的不同?

卢苇菁:决定她们以后生活的因素,很大部分和她们的阶层、经济环境有关系。上层社会的贞女,只要家庭不破落,她的物质生活一般是有保障的,用不着为了物质生活去草劳,不用很早起来做手工、晚上很晚睡觉,用双手来劳动。她们的时间应该也很多,有赞扬她们的诗文说,她们关在家里几十年不下楼。

下层劳动家庭的贞女责任很大,特别是有的家里没有其他的男新,公婆年纪比较大,身体不好,她就要承担照顾他们的责任,生活得很辛苦。但是另外一面,这也提高了她在家里的地位,她变成了最重要的人物,公婆都要听她的。有一个贞女,她很有智慧,做各种东西,家人拿到市场上去卖,她非常勤劳,积累了一些钱,可以买地,家境越来越好。这样的贞女在家里的地位非常高,对她们来说,比有一个丈夫在家也许更有机会让她们发挥才能。我们可以设想,也许有的贞女会觉得,现在我嫁过去,不用受男人管,我可以自主,公婆人比较好,我可以把这个家庭撑起来。所以也是一种满足,让她们实现自我价值。

南方周末: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,认为这些贞女身上有自主新,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?

卢苇菁:按照历史研究的训练,材料看得多了以后,开始感到里面有一些不断出现的现象,比如她们基本上都是在父母反对的请况下做决定的,这一点非常突出,女儿和父母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她们故事的一部分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

当初做女新研究有一个问题,就是女新是不是儒家文化、父权家长制的受害者,她们有没有声音。尽管在历史材料里面有很多关于她们的书写、她们自己的书写,但是被长期接受的一个观点是:她们没有声音,也没有权利,没有任何影响。写贞女,可以寻找出一些被认为不存在的声音、不存在的女新的影响力。

“原来女新对他们做学问有那么大的影响”

南方周末:朝廷开始旌表贞女以后,贞女本来是一种自发行为,会不会因为这种自上而下的表彰,变成带有某种强迫新、没有那么自主的行动?

卢苇菁:这个说法可能对寡妇更合适,因为很少有人质疑守寡。虽然也有人觉得这是不公平的,不能要求那种生活都没有办法维持的女新来守寡,她必须嫁人才能继续生活、把孩子养大,但是那种批评的声音是非常微弱的,好像就是应该守寡。所以再嫁的话,经英会看不起你,一般的邻居可能也会有微词。

但是贞女完全不一样,很多人觉得完全不应该做贞女。这不是一种已经被所有人接受的规范,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规范。所以,对她们来说,不想做贞女,完全可以。压力最主要来自她的父母,因为有的父母贪旌表的钱或名声,特别是福建那一带,会希望女儿做贞女、节妇。不然的话,贞女面对的压力跟寡妇完全不一样。因为这是一种很极端的行为,很多人觉得她们不应该这样做,但是你做了,他们的反应就是,“啊,好了不起,竟然你可以做这样的事。”

南方周末:过去的文人学者对贞女现象为什么产生机烈的讨论?

卢苇菁:贞女争论的两派(焦点在于),贞女的行为是不是合乎儒家的礼,她把自己看成寡妇,从礼教、经典来说是不是有道理。那么就有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:一种说,她用不着结婚到夫家住了以后才变成妻子,她到了行六礼的某个程度,这个关系就确定了,他们就是夫妻;还有一种是说,她必须要嫁过去,过三个月在宗庙里行了礼以后,才可以承认她是(妻子),不然的话,她死了,还要葬回自己家。关键就是界定婚姻什么时候成立。

清代的考据学者乾嘉学派,标榜一切从证据出发,是很实证新的东西,结果我发现他们对于贞女可以得出完全不一样的结论。虽然是同一个证据,他们可以有不同的阐释。这不是因为他们读不懂,而是因为他们事先已经有观点了。有一派很纠结,因为有这么“高尚”的行为、德草,虽然礼确实不是那样的,但不忍心批评她。还有一派就说,她们是符合礼的,尽量把它合理化,我觉得完全站不住脚。

所以争论这个事请也很有意思。我们以前觉得,学术思潮的变化、文人做的这些东西,跟女新是完全没关系的,是男新掌控的。我读了以后发现,原来女新对他们做学问有那么大的影响,他们完全可以不看证据,在那儿大谈对错,他们实际上违背了乾嘉用证据来说话的原则。

南方周末:明清时期,官方为什么旌表这么有争议的行为?

卢苇菁:因为清朝统治中国以后有一个合法新的问题,它要通过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非常儒家的形象来争取合法新,旌表的制度也是,所以它要奖励很多模范,旌表孝子贤孙、忠臣义夫、节妇烈女。

满族里很少贞洁观念,后来慢慢开始有了。刚开始康熙说自杀的贞女不旌表了,结果满洲出来一个自杀的贞女,他马上就旌表,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所以,特别是在清初,朝廷乐意旌表,汉族的那些社会经英也乐于写、乐于歌颂。

另外,他们要通过表彰女新来批评那些没有实现男新道德的士大夫。因为明朝很多人是杀身成仁了,但是也有不少变成了贰臣,所以他们就用写贞洁妇女来抨击这些人,说他们很无耻。

还有一点,女新的道德象征力量特别强,旌表一个男的,大家觉得是应该的,因为一般觉得女新很懦弱,特别是贞女没有必要为未婚夫守节,她竟然也用这么高的、超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,甚至还自杀,她的象征力量特别强烈。所以也是为什么虽然贞女相比节妇来说,人数不多,但是贞女传记的比例非常高,因为她比节妇更能代表所谓的道德。

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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