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转自：邢台日报
冷江
过年讲究个热闹。农历十八打扬尘，家家户户忙起来，将前庭后院、角角落落打扫得干干净净；二十三小年，请村里的杀猪匠宰完过年猪，一条条猪肉挂在屋里的房梁上，每看一眼，就感觉离新年又近了一分。
到了大年三十，整个大白天都在忙活，忙啥呢？炸糝子、蒸发糕、熬米糖，总之是准备过年的各SE好吃的。这个时候也是孩子们最兴奋的时候。几乎一年里所有好吃的，全都集中在这一天了。
劳力多的人家，大晌午就将各SE点心准备妥了，下午上坟山、敬完祖宗，约莫四五点钟，就早早燃起了一长串鞭炮，三十晚上这顿饭就宣告开吃了。我们家人手少，总是落在全村后面，每回都得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吃得上年夜饭。为此，父亲总是埋怨母亲，这难免为除夕夜的喜庆氛围添上一抹小小的不和谐的擦曲。
吃过年夜饭，母亲忙着收拾桌子、清洗碗筷，父亲则催促我们赶紧去给大伯送糖和糖片。
所谓糖片，是用当地大米熬制的糖块，掺了芝麻和糙米，再经模板压实后切成的薄片。
大伯，比父亲年长四岁，当了多年生产队队长，但不知什么原因，始终孤身一人，独守着两进四开的一间老屋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大伯就敏锐地捕捉到了改革开放的商机，在全村开了第一间小卖店。隔三差五，从城里进些稀罕货，有采石矶的豆腐干，芜湖的五香瓜子、上海的大白兔乃糖，北京五颜六SE的水果糖，还有广东的大喇叭裤，南京的爱华牌收音机。
我们自然是十分乐意去大伯家，每回端着一碟子糖片去，回来时，碟子里是满满的瓜子香干，手上是一包包鞭炮，裤子口袋里还被塞了压岁钱。
为此，每年过年，三十这天，我们都盼着去给大伯送糖片。
那一年，我和妹妹又兴高采烈、满怀憧憬地端着一盆糖片跑到大伯家，就要进屋时，却听到屋里传来大伯和人说话的声音。我耳尖，连忙伸手拽住了妹妹。事后，我和妹妹原封不动地将糖片端了回来。
父亲忙问：“怎么了，你大伯不在家吗？”
我气鼓鼓地说：“今后咱别给人家送了！”
父亲怒了：“这孩子，咋这么不懂事呢！回回你们去，哪回空着手回来？你大伯送咱的东西还少吗？”
我嘴一撇：“不稀罕他的东西！”父亲伸手要打我，我嘴里蹦出一句：“他说，咱年年送糖片，是图他的鞭炮和压岁钱！”
父亲的手停在我的头顶，迟迟没有落下来，伴随的是一连串叹息。父亲坐了下来，嘴里长长喷出一口旱烟，幽幽地说：“谁让咱穷呢？”
母亲愣愣地站在那里，掀起外衣的衣角擦拭眼睛。
从那以后，每回过年，我们兄妹仨，谁也不愿意再去给大伯送糖片。从此我们家与大伯日益生分，来往渐渐稀少了。
直到我哥哥中考考上省财校，双方才彼此找到一个可以恢复来往的理由。
按我们那里的规矩，考上中专和大学，都要办宴席，请学校老师、亲戚四邻过来庆祝。
就在宴席上，学校老师们夸大伯有一个品学兼优的好侄子。大伯乐得嘴都合不拢，当席夸下海口：要送一块海鸥牌手表给我哥哥！
大伙都向大伯竖起了大拇指，可我和哥哥却都皱起了眉头。
开学报到头一天，大清早，大伯送来一块崭新的手表，海鸥牌的。
父亲像迎干部一样将大伯迎进屋，让座，递烟。又转身喊我去泡茶。我哼了一声，说找同学去，扭身跑了。
晚上，全家人围在一起，盯着那块表商议，哥哥说什么也不愿意要。
父亲大怒：“这伢子，咋这么不晓得事理哩？”
最终，哥哥还是没有收下手表。母亲不得不亲自将手表给大伯送了回去。
后来，我也考上了大学，我们兄弟相继离开家乡，到了大城市工作定居，娶妻生子，成为人父。
好多年没能回老家了。
这回，携妻带子，大包小包，终于再次回老家过年。经过大伯家老屋门前，却见大门紧闭，一把锈迹斑斑的大铁锁，就像一个陈年的封印，封闭着老屋里所有的秘密。
整个村子像这样的老屋已经很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、贴着瓷砖、用着钢筋水泥、四四方方、规规矩矩的二层小洋楼。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飘出来的，再也没有当年那些炸糝子、蒸年糕、熬米糖的香味了。
年夜饭时，我们一边吃着，一边看春节特别节目，电视里热热闹闹，可心里总感觉丢失了什么。
憋了很久，我终于悄悄问母亲：“大伯咋了？”
母亲眼睛顿时有些湿润，她瞥了一眼默默坐着的父亲，黯然说：“你大伯不在了！”
啊，我着实吃了一惊。
母亲接着说：“你大伯临走时，还提起了当年那块手表，这块表一直压在他心底，终了也没能忘怀——”
我们都很怅然，默默坐着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望窗外，天空中突然闪过一片耀眼的火花，新年的钟声敲响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