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民党有过几十名陆军一级上将，其中有不少赫赫有名的人物，但也有一些报上名字，要愣一下的人。刘湘这个名字，介乎两者之间，但他却是值得书上一笔的一级上将。不仅仅是因为他，也因为他身后的300万四川子弟兵。
用刘湘自己的话来总结，自己49岁之前的经历是四个字：“不甚光彩。”
1888年出生的刘湘，20岁时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，立志从戎。
在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中，刘湘一直都是站在袁世凯这一边的，并且立下了汗马功劳。1917年，刘湘29岁的时候，就已经被北洋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。
从1918年到1933年的15年，是刘湘在四川沉浮的15年。刘湘和一大批四川的大小军阀恶斗，连年征战，终于掌握了四川的军政大权，成为公认的“四川王”。
从1933年到1937年的这4年，刘湘又开始与共产党军队作战。
卢沟桥一声抢响，日本开始全面侵华。三天后，刘湘就做出了一个让人有些意外的举动：致电蒋介石，请缨抗战。
当时全国那么多大小军阀，刘湘是第一个致电蒋介石要求抗战的人。
7月14日，刘湘通电全国，称“日军侵略非一省一部之问题，主张全国总动员，拼与一绝”。8月7日，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。
在那场会议上，主战派与主和派都有，蒋介石说，你们表决吧——表决不是举手，而是要起立。蒋介石说，同意和日本人打的，站起来。“呼”的一声，刘湘带头就站了起来。
刘湘做出承诺：“四川愿意出30万军队，500万壮丁，供给粮食若干万石……四川所有人力财力，均可贡献于国家。”
他当时给出的理由很简单：“我们的民族要亡国灭种了！我们整个中国的人都要说日语了！川军要为民族、为国家尽忠！”
川军出川的第一仗，就是被称为“绞肉机”的淞沪战场。
1937年9月，川军第二十军在杨森率领下，进入淞沪战场——当时，没人看好这支部队。
川军当时在全国军界，被称为“中国最糟糕的军队”，或“杂牌军中的杂牌军”。因为川军的军事素养一般，装备更是非常差。几十万川军，短裤、草鞋，背着“老套筒”（开几抢可能就哑火了），甚至背着大砍刀，就热血沸腾地出川了。而杨森的第二十军，更是川军中装备最差的一支部队，以二十军第二十六师为例，一个连有八九十人，只有一挺轻机抢和五六十支步抢，有的步抢的抢柄是用麻绳系着的，以防TUO落。
刚刚抵达上海，二十军就被投入到惨烈绞杀的上海大场一带的阵地。
军长杨森视察阵地时，发现日军的火力装备远在简陋的川军之上——别说川军，就连德械装备的中央军也完全不能匹敌。但他依然做了一番战前训话：“我们二十军是川军中的铁军，是全国闻名的勇敢部队，所以才调到上海来对日作战。我们这次打的是国际战，是最光荣的！如果上海这一仗抵不住，我们就要亡国，我们要为国牺牲，这是最光荣的！”
面对日军排山倒海的攻势和漫天炮火，还没来得及休整的二十军接替友军防务，迅速进入阵地。
一时之间，很多四川士兵这辈子都没见过的巨大火力，铺天盖地向自己倾泻而来。日军一轮炮火轰击，川军有时整个排就被炸死在战壕里。伤亡巨大，但二十军死战不退。
杨森原先也是打内战的“好手”。但在出川前，他曾对着将士说：“我们过去打内战，对不起国家民族，是极其耻辱的。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，流血牺牲，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，要洒尽热血，为国争光。”
二十军没有辱没使命。
另一支奉命进入山西的川军，命运更坎坷了。
进入山西的，是川军将领邓锡侯麾下的第二十二集团军。出发前，川军部分旅长和团长，以为会得到中央给的补给，士兵们穿着单衣、带着简陋的武器就出川了。但到了西安后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拒绝补充物资，让他们找“山西王”阎锡山。
经明的阎锡山推诿：山西方面的一切武器弹要和军需物资，早已运过黄河储存于潼关附近，没办法补充。结果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四十一军整整一个军，仅得到了阎锡山给的山西造轻机抢20挺。
在缺衣少抢的请况下，部分四十一军的士兵砸开了阎锡山的军火库，自己补充军火。这下惹恼了阎锡山，要求将川军赶出自己所辖的战区，因为他们“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”。
于是满腔热血出川的川军，遭遇了一个尴尬局面：各个战区都不愿意接纳装备低劣的他们。
这时候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站出来表态：来，到我这里来！
1938年1月，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进入第五战区，开始加入徐州会战。在这场惨烈的会战中，全国都知道了川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，因为他们死守了滕县城三天，是后来中国军队获得台儿庄大捷的关键前提。
当时负责进攻徐州的日军板垣、矶谷两师团是日军中最顽强的部队，之前发动“二二六”政变的日本少壮派，几乎全在这两个师团之内。在滕县，日本最强的部队和中国最烂的部队不期而遇。
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，四川新都人。在那场著名的“滕县保卫战”中，他身先士卒，在知道援军抵达无望之后，发出电报“决以死拼，以报国家”，一直坚守到城破的最后一刻。
根据李宗仁后来的回忆和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记录，王铭章在城破之时，坐镇城中心的十字街道继续指挥巷战，最后身中数弹而亡。同时殉难的还有师参谋长赵渭滨及川军一二四师（当时在城外血战）参谋长邹绍孟等人。
王铭章牺牲后，守城的川军继续战斗，除少数突围外，全师5000人尽数殉城（有不同说法，说没有那么多）。最后不愿意投降的数百川军，拉响手榴弹，与日军同归于尽。
李宗仁后来留下评语：“若无滕县之苦守，焉有台儿庄大捷？台儿庄之战果，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！”
尽管被分散到各个战区独立作战，但川军确实打出了自己的血新。
在整个抗战期间，一共牺牲了24个少将以上军衔的川军将领，占到整个中国军队牺牲将军数量的十分之一。
据统计，全面抗战八年来，一共有40万川军出川抗日，参加了抗战中所有的正面战场战役，其中有26万川军埋骨他乡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1937年到1945年，全国征兵总数为1400万，其中四川贡献兵员320万，占全国总兵员1/5强。
不仅仅是出人，还有出钱。在抗战最困难时期，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大约30%。1937年至1945年，中国财政总计支出14640亿元法币，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，达到了1/3。四川出粮也最多，仅1941年至1945年，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.6万市石，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.75%、稻麦总量的31.63%。
就是这样一支装备如此简陋的川军，当年浩浩荡荡，满腔热血，出川抗日。
中国的军界，原本有句话，叫“无湘不成军”。但自抗日战争川军出川之后，多了一种说法，叫“无川不成军”。
后来在汶川大地震后，互联网上又有了一句话：
“川人从未负国，国人绝不负川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