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者在写作四野战将系列文章时，涉及红一、四方面军“草地分家”一事。由此突然想到，事件的两个主角，当时习惯上都称为“主席”。两个主席都是能人，资历都很深。草地分家，实际上是两个主席的观点之争，格局立分高下。本文就谈一谈笔者的一些想法，欢迎朋友们讨论、交流和批评。
（一）两个主席都是能人，张主席走向反面的有因
主席自1931年11月苏维埃成立时，担任中执委主席，从此就有了这个一生不变的主席称谓。张主席1931年到鄂豫皖苏区，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；1932年到川陕根据地后，任西北军委会主席，在其领导的苏区内，习惯上也被人们称作张主席。
两个主席，都曾参与建党大业，并参加了一大，但张的起点更高：是北大高材生，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，是一大的主持人，是组织委员。
应当说，张在当时也是能人和干才，在创建鄂豫皖、尤其是川陕根据地的过程中，短短2年多时间，红四方面军就由1万余人军发展到8万多人，其组织才能很高超。即便在鄂豫皖苏区期间，除了整肃滥杀，其他没什么大的诟病。而这个整肃的扩大化，是留苏派从苏联取回的“真经”，不仅在鄂豫皖存在，在江西苏区同样存在，在湘鄂西最为严重。
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不久，两军之间的矛盾就开始显露。事件的起因，是中宣部长凯丰在红一方面军油印的刊物上，发表了《列宁论联邦》一文，公开批评张是机会主义，从而挑起了争论。在遵义会议上，只解决了军事路线及指挥权问题，并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。在政宣方面，仍是留苏派掌权，他们的思想依然盛行。
客观地说，红四方面军干部经过张的肃杀，有文化的人多数被杀害了，极为血腥残酷。本来可以通过教育引导就能解决的问题，会师以后，留苏派一如刚到江西苏区时一样，看红四方面军这也不顺眼，那也不顺眼，指责红四方面军干部“军阀”“土匪”“逃跑”等。
其实，会师后两军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团结，是共同摆TUO险境、寻求出路等大问题。据徐向前回忆，会师以后，主席一直主张讲团结，要求以大局为重。可部队出现的有害无益的指责，不仅机起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，更是成为张挑拨的借口。
（二）争论的焦点到底是什么？
1935年8月20日，MAO儿盖会议召开，主要讨论战略方针问题，并以主席发言为基础形成了决议，决定北上陕甘。朱老总、张主席等随左路军行动，未参加这次会议。
随后，右路军越草地北上。但张拒不执行决议，迟迟不肯向北行动，并命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。这样，陈昌浩及其他很多将领，就面临一个极为敏感和困难的选择：是听中央的，还是听张主席的？
【陈昌浩】
当时掌权的留苏派，大多是王明的代言人。张在苏联期间，与王明斗得很凶。凯丰在会师之初，就发表文章批张，就是因为有这个历史恩怨。张本来对那些不切实际的“28个半布尔什维克”看不顺眼，这时正好借凯丰的文章，认定上头的路线存在问题，是路线错误，导致江西苏区丢失，而不仅仅是军事路线，进而提出要解决路线问题。其实质，就是要求更换领导层。
其实在遵义会议上，主席也不否认第五次反围剿存在路线问题，但一来当时在长征路上，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，是军事指挥的问题；二来路线问题更为复杂，牵涉面更广，解决难度更大，只有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才有解决的可能。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，才最终解决这一问题。
因此，从组织层面的整体利益上讲，张此时提出解决路线问题，是不合时宜的。他本人并非不清楚这一点。但他有他的目的，就是要借助红四方面军的实力，借机改组领导层，以攫取最高权力。这才是北上、南下之争的核心所在。
这场北上、南下之争，显露出两个主席格局的天壤之别。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：
首先，南下是绝路，北上才有出路
自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持续侵略中国，导致民族矛盾已经逐渐上升为中国当时的主要矛盾。红军要生存和发展，就必须顺应这个形势。红军要获得民众的支持，就必须以抗日为旗。因为日本侵略者在北方，抗日就必须向北前进。所以，提出“北上抗日”的战略和旗号，也是坚持北上的根本原因。
而南下川康地区，一来背离了抗日的前线，二来四周为大山所困，三为民族地区，只能割据一方，谈不上大的发展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，肯定没有出路。这一点，在1935年9月8日发给朱张刘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。但张不为所动，坚持要南下，并喊出了“打到成都吃大米”这样的口号。
所以，主席多次对红四方面军干部说：“南下是绝路，北上才有出路。”
其次，一个为大义，一个为权衣
主席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开始靠边站，被剥夺指挥权，离开了自己费尽万般艰辛创建的红军。对此，主席忍辱负重，为了组织利益，服从组织决定。即便在遵义会议上，为了维护团结，在策略上只解决军事指挥权问题，而将路线问题留待将来解决，并没有利用当时受到广大红军一致拥戴这个优势条件和机会，去争取权力。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坚持北上，也是为组织的发展和民族大义，反复解释，耐心说服。最终在不得不分手时，仍从维护团结出发，始终留有余地，保持耐心，不把事请做绝，对红四方面军抱有希望、留有出路。
而聪明如张，难道真的不知道南下是死地？在莫斯科近3年的时间，张斗不过王明。他之所以坚持南下，就是想利用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这一优势地位，改组决策层，一方面消除王明的势力，一方面是为了个人的野心。
1935年10月5日，张在卓木碉召开高干会，公然另立，自己担任“临时主席”，甚至开除了MAO、周、张、博四人的组织身份，可谓把事请做绝了。这也成了一个明证：他的南下是为了私利，根本不顾组织的利益。
1935年9月10日凌晨，主席率红军先行北上时，曾对红大教育长李特说：“我们北上抗日，先走一步了。我相信四方面军随后也会来的，我们会团结起来的。”
短短两句话，也是两个预言：时隔一年，红四方面军循路北上；不到两年，红军奔赴抗日战场，并发展壮大，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。
（加盟作者：桅杆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