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一支规模较大的野战部队，华东野战军（简称华野）由八路军115师一部、八路军山东部队以及新四军主力改编组建而成。
华野部队构成相对复杂的同时，还存有一批高级将领，在资历方面超出或至少不亚于实际指挥华野作战的粟司令，有时候甚至还因此影响到了指挥效率。
这些资历深浅的问题，都系某种历史原因形成的客观存在，不容忽视，亦无法回避，下面我们就简要谈谈华野内部资历较深的那些高级将领：“谭老板”，“参谋类”，以及主官类。
先说谭震林，“谭老板”
他早在1928年10月就出任湘赣边特委书记（驻井冈山），11月任中央红军第四军（红四军）前敌委员会五位委员之一，也即是“井冈山前委”委员，1929年7月又兼任红四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，起点相当之高。
1930年红一方面军在湖南浏阳成立时，谭震林当选为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八位委员之一，后来又兼任红十二军政委。
红十二军军长，先后为伍中豪和罗炳辉，谭政为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。
到1931年11月“中革军委”成立时，谭震林又成为了十五位委员之一。这意味着什么，不用我多说，想必你非常清楚。
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，留下的部队在“江西分局”及“中革军委”江西分会的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。此时的谭震林为以项英、陈毅为首的“江西分局”十二名委员之一。
相较于谭震林，在红军时期仅出任过非主力师师长及红七、红十等非主力军团参谋长的粟司令，落差可谓相当之大。
陈士榘、唐亮、宋时轮等“参谋类”将领
红军时期的陈士榘，先后出任过师参谋长、军参谋长等职，1937年10月八路军恢复政委及政治部主任制度后，陈士榘继续出任115师343旅参谋长，后来又出任了115师参谋长及新四军参谋长等；
解放战争时期的陈士榘，则为山东军区参谋长和华东野战军参谋长，总体来说军事生涯大多在各级参谋长任上度过。
1931年至1932年期间，宋时轮就任红35军参谋长，1936年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后，又出任了归红军“前总”直属的陕北红28军军长。
抗战时期的宋时轮，先后出任120师的团长、雁北支队支队长，以及第12支队支队长等职务，1944年又出任了山东区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，
红军时期的唐亮，曾任红一军团红二师政治部副主任，抗战期间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兼“冀鲁豫军区”政治部主任；韦国清红军时期则为红十五军团参谋长。
大致来说，陈士榘、唐亮、宋时轮、韦国清等人的资历，在红军时期、抗战初期大致与粟司令相当，直至解放战争才被后者陆续超出。
许世友、王建安、叶飞等军事主官
1940年5月，王建安出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司令员，并兼任第一旅（原第一支队）旅长；许世友则为第三旅长；
1942年，王建安先后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及鲁中军区司令员，许世友则为胶东军区司令员；同时期的粟司令，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，叶飞为副司令员。
到了抗战后期，出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的叶飞，依然为粟司令的副手，而谭老板为苏浙军区政委。
就这一期来看，许世友、王建安的职位基本与粟司令相当，叶飞较之稍低。
小结
解放战争期间，华野曾被划分为苏中、苏北、山东等三个兵团，粟司令、韦国清、许世友分任兵团司令员。
这时陈世榘、唐亮分别出任苏北兵团参谋长、政治部主任，谭震林、王建安分别就任山东兵团政委、副总司令，宋时轮则为纵队司令员。
由于粟司令员出任华野代司令员，因此除了就任华东军区、华野副政委的谭震林，以上提到的其他华野老资历高级将领，都算是粟司令的直接部属，这个毫无争议。
总体来说，以上提到的华野各高级将领，的确都具备相当资历，不低于甚至个别还要超出粟司令，这就势必对粟司令的指挥艺术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这种请况下，粟司令还能指挥华野超额完成各种战略任务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